推荐给教师的四本书

刘笑天

所以诚心向诸位同仁推荐这四本看似毫无关联的书，是源于自己十几年“教师爷”的经历。传经布道的“责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像沙漠，日益单调而枯燥。要给学生打精神的底子，教师的精神领地就不应该是单色的，无论是红色还是灰色。它应该像池塘春草，丰润而鲜活。

这四本书，或文或史，写作时代与地域各不相同，萦绕在笔者心际将它们连缀在一起的是四个关键词：良知、诗性、实录、独立。

《日瓦戈医生》：良知

初读《日瓦戈医生》在十五年前的隆冬，那年冬天格外严冷，与书中极为相似。书是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丛书”的一种，浅蓝与白色相间的封面，此后我再没读过那个译本，但潜意识中它似乎是一个极品。去年冬天《青年参考》推出近三十年译著经典，那套丛书赫然列于其中，借以批判时下滥乱的译风，也告诉读者造就经典的绝不仅是时间。

俄罗斯诸位文学大师中，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其故国广袤沉重的黑土地，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普希金是诗坛的太阳，乌托邦的拿破仑，热烈、辉煌而短暂。白银时代的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诗国中的月亮，忧郁悠远，折射着高贵的人性之光。

俄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以“持不同政见”闻名。索尔仁尼琴是个思想者，是个不折不扣的批评家，早期的衰荣又与政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作品对政治的热情大于文学。帕斯捷尔纳克呢，是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是俄罗斯最优秀的莎士比亚译者，但对政治的解读能力非常低弱，更谈不上参与。获奖原因可能少不了意识形态因素（虽然评奖委员会一再树立自己的独立品格），由此也毁掉了作家的身心健康。在对文学虔诚和对祖国忠诚的重重矛盾中，他心力交瘁，获奖两年后即溘然长逝。帕氏的文风很容易令人想起他的后辈、俄裔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布罗茨基。然而时代更替，同样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布罗茨基毅然放弃了无法给予他思想自由的故国。但他的心灵同样处于漂泊和焦虑中，他与帕斯捷尔纳克一样猝然而亡。

《日瓦戈医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最纯粹的文学作品，从某种角度说，它是“二十世纪的良心”。浸润美式思维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俄罗斯巨匠们那种近乎与生俱来的使命感、悲剧感和宿命感，所以他们只能玩赏“泰坦尼克”式的泡沫悲剧。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前辈们则不然，他们体验着过于巨大的曲折和深重的苦难，因此愈发珍视其中蕴含着的人类最崇高的生存依据：良知。日瓦戈身上投射着人类之为万物灵长所共有的精粹和弱点，善良高雅，富于智慧，对艺术人生有着独到悟解。面对强权与专制，他由贵族沦落为精神贵族，直至尊严丧失殆尽，目睹心爱之人惨遭杀戮而毫无办法。所有这一切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让你切实的触摸到文明进程中那撕心裂肺的悲哀。

良知，专制时代它很苍白，拜金时代它又无奈，但它绝对是人类区别于同一世界其它物种的根源所在。沈从文先生说，在他的作品里“只想起造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经历过同样苦难的中国大师会在遥远的天国与帕斯捷尔纳克心有灵犀。

《一个人的村庄》：诗性

在一个技术至上的时代，智慧的原初内涵会发生嬗递、变异，而它固有的原汁原味和朴拙玄远会逐日退色淡化乃至迷失，技术时代的智慧宠儿是纳什和盖茨。转型期社会推重竞争、功利和无序，文学会由对社会的启蒙引导而变为逢迎依附甚或谄媚，作家会由精神贵族而沦落风尘。刘亮程和他的《一个人的村庄》是智慧沙漠中的一匹灵狐，狡狯而感伤的注视着纷繁浮华的大千世界。刘亮程身处城市中心，但他的心却永远栖息在乡野，他是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的一个边缘人。

《一个人的村庄》的意义首先在于文本的原创价值，是卓然独立于五四大家散文之外的另一个文本。曹文轩认为当代作家的散文尚不足以与现代作家叫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现代作家的旧学根底及他们与古汉语文化血浓于水的关系是当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十七年文学杨刘秦始终无法跳出真理传声筒的窠臼。新时期散文中，王蒙以油滑和卖弄杜绝着真诚，张承志因偏执掩盖了思想与辞彩，刘烨园的新艺术散文夭折于未成气候之时，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文化是皮，骨子里媚俗。刘亮程似乎很异类，他割断了与传统文气文脉的关系，这一点较之穆旦摆脱古典诗歌写作范式更为彻底。有人称他为乡村哲学家，其实他的全部哲学无外乎加点宿命的物我一体，天人合一，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遗世独立的超人体验。有人说他是农民刘亮程，然而从蛮荒时代到如今，中国何曾有一个如此“从容娴定”的农民，农业文明所有田园牧歌的歌者都不过是陶渊明化的文人而已。

亮程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海子、骆一禾去世之后的岁月，当代诗歌已失去与社会对话的能力。前卫的张清华教授说过一句很主流的话：（对诗歌来说）人民需要干货。其实当代诗歌迷失的是诗歌固有的高贵精神，迷失的是诗歌固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学院派评论家期望中国诗歌走荷尔德林、里尔克的路子，但中国的诗歌土壤肯定产生不了玄想哲思式的巨人。刘亮程是一个充满大智慧的中国诗人，他那貌似朴拙的表述给枯蔫的母语沙漠注入了一股清泉，让你在古拙外表之下领略汉语言别样的绝代风华。我们无法套用任何既有模式去评价他，他的微笑既不是拈花式的会心，也不是含泪的黑色，他的微笑绝对是现代的，却找不到一丝作秀与喧嚣的痕迹。或许，他此后的作品极难达到现有的高度，但对挚爱汉语的读者，这已经足够了。

《国史大纲》：实录

钱穆先生虽无传奇经历，但其一生颇值得玩味。譬如以低学历跻身宗师行列，和梁漱溟先生一起被奉为奇迹。有的论者以此批判当前重学历的风气，其实高学历导向自身并没有错，可怕的是相随而来的唯学历、伪学历、学术贬值乃至学术腐败。钱梁天资高，兼之天道酬勤，毕竟是个例。再如陈寅恪留学欧洲多载，也没拿半个博士回来。清华北大看重钱梁陈的根源在于真才实学。

钱先生的另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他的信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以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思想型巨子之外，陈寅恪、钱穆等国学大师的价值被重新评价认同——其实学术本不该独尊。钱先生为人信古但不泥古，他只身赴香港，与重重困境中创办新亚书院，但为学子毕业后的前途考虑，不顾同仁反对，将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纳入现代教育序列。

中国史传文化最可贵的文化精神就是“实录”，即所谓“不虚美、不隐恶”。但历史皆现代史，著者不可能不带着自己和时代的烙印去审视思考；所谓正史又多为官家修治，“实录”精神更是大打折扣，因此被鲁迅讥为“为帝王将相做家谱”。实录含量的多少，只能取决于政治的清明程度与史官良知的多寡。

我们自小学习的教科书中有太多的唯一，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历史教科书。所缺少的是客观史料，所充斥的是政治、经济、军事背景分析，伴以连篇累牍的史实目的、价值、意义，“史”淹没在“论”的海洋中，使你缺少判断的依据。如义和团运动的意义，辛亥革命的价值，《马关条约》的影响，如毛泽东所讽刺的开中药铺似的列出一二三条，先入为主的主题框住师生的思维思想。教科书中史料的匮乏可以弥补，但思想的僵化将会成为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在北大任教时的讲义，因为是史家个人的著述行为，所以带有浓厚的个性色彩。书中拥有充足的史料，而且非常注重“原始”史料的运用，以史为注。如论及明代宦官专权时，他首先提出“宦官逐渐专横跋扈”，然后引用了如下一段史实：“‘张东白云：自余登朝，而内阁待中官之礼几变。天顺间，李文达为首相，司礼监以事至者，便服接见之。礼毕，揖之而退。彭文宁继之，门者来报，必衣冠见之。与之分列而坐，阁老面西，中官面东。中官第一人，对阁老第三人，虚其上二位。后陈阁老，则送之出阁。后商文毅，又送之下阶。后万阁老，又送之内阁门矣。今凡调旨议事，掌司礼者间出，使少监并用事者传命而已。’”由此钱先生推出：“而阁臣中想实际把握政权者，最先便不得不交接内监。”这份原始依据胜过许多臃赘冗长的叙议，笔法典雅机智而不失俏皮幽默。

钱先生富于典型的史家气质，不走极端，温和客观，有时温和得可爱，以致认为中国体制中少有专制成分（《中国文化史导论》）。然而这并不等于先生会消解个人观点，相反，他的论述往往一语中的。如他评明太祖朱元璋及其酷烈寡恩时说：“明太祖是一代雄猜之主。”“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能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而监杖用内官，行杖用卫卒，遂使士大夫悬命其首。”这些评议已不只是史家的眼光所及，识见之深厚足以力透纸背，思想家之犀利，诗人之良知尽在其中矣。

《鲁迅的最后十年》：独立

对照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生出许多感喟，一部鲁迅研究史，从中可以窥测中国文化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王瑶、唐弢是鲁迅研究的开创者。王瑶仙逝后，其挚友朱德熙先生说：昭琛具备成为一流大师的气质。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前几日拜读唐弢先生为其高足汪晖《反抗绝望》所撰之序，不由人不叹服先生功力之深。陈涌一代的著述多为政治理论的副产品，严格的说算不上学术行为。新时期以来，从钱理群、王富仁到汪晖、林贤治，一直致力于使鲁迅走下神坛，还原自我。思想自由度愈大，学术研究自然愈加贴近真实——然而现实生活中悖反现象往往大于定律。是否距离愈远，鲁迅就越真实呢，我们期待着。

鲁迅有记账的习惯，陈明远曾经撰文为鲁迅算过一笔经济账，自言十年时光算得很清楚，并由此推出鲁迅精神独立的源泉在于经济独立。这自然符合陈明远们的逻辑，但鲁迅精神独立的内涵又岂是陈先生能估算得清楚的。

三· 一八惨案后，鲁迅的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借故免去他的佥事一职，鲁迅用法律手段向北平平政院起诉，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力——也包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最终鲁迅赢得了胜利。另有一个看似与此相悖的细节：鲁迅在上海时，应蔡元培之邀任大学院特约著述员，月薪大洋300元。那是鲁迅经济最宽裕的几年，也是他购书最多的几年。当时，鲁迅家乡浙江的国民党省党部上书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传到蒋介石那里，蒋透出信息，想约见这位乡党。消息由鲁迅时在教育部的一位学生转达。鲁迅选择了沉默，却与那位学生断绝了往来，而且也不再担任特约著述员。

鲁迅是一匹奔行于精神荒漠中的独狼。他的特立独行有别于祭出许多口号的英美派文人，有别于兼容中西、融会新旧的蔡元培，有别于貌似旷达隐逸的周作人……他一生奉行直道而非恕道，无论对敌对友。包括对其一生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先生这样几无瑕疵的伟人，他也有所指摘。他生前的未竟之文，客观地道出了乃师章太炎的曲直是非。他一生抨击旧礼教最烈，却事母至孝，孝得近乎于愚，愚得令人感动，却因此铸就他与朱安的双重悲剧；扶持昆弟事无巨细，至死无悔。

鲁迅将中国文化咀嚼得最为透彻，因此以中国文化参照，他才那么另类。我们应该扪心自问，20世纪远去时，鲁迅、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黄万里等人也一一远去了，除了铮铮铁骨，他们留给21世纪，留给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究竟是什么？

笔者的一位师长评价某位教育家时，说他是一个将教育回归常识的人。良知、诗性、实录、独立本应该是现代文明精髓的常识，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薪尽火传，语文教师作为文

明精粹和母语血脉的承传者，读好书应有所悟，借以丰腴自己的精神视野。

（原载《基础教育》）